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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说，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所有的国家越早减排越有利。实际上，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，如何摆脱贫困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首要任务。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时减排，只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为生存不得不破坏环境。同时，世界经济环环相扣，中美这样的大国大量减排，在没有技术进步保障的条件下，可能带来全球性经济衰退。经济衰退一旦发生，就没有力量投入能源技术进步，反而会影响国际共识的最终实现。因此，发达国家应首先减排，美国要起榜样作用，因为其人均碳排放量很高。

　　基于数据挖掘，研究人员发现，人类活动造成的升温存在指数上升的趋势，而气候系统的自然振动存在60年的冷暖相位周期性震荡，两者叠加后就出现了全球气候长期变暖的趋势，但该升温趋势中包含了周期性的温度平稳期或下降期。2009～2010年的严冬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温度下降，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，而是全球气候系统自然振动的结果。2005～2030年可能正是这样一个温度下降期，而2030年之后全球温度又将恢复持续上升。

　　朱潜挺介绍，基于IPCC提出的全球变暖有90%的可能性是由人类引起的，研究人员假设全球的升温概率为90%，不升温概率为10%。研究发现，在这样的升温不确定下，至2050年，我国不减排的累积GDP将大于减排的累积GDP，也就是说减排将造成短期的经济损失；而将模拟延伸至2100年，则发现减排情景下的我国累积GDP将高于不减排的累积GDP，表明如果不减排，未来的升温将导致我国GDP损失的量大于支付减排的成本，即长期来说减排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。

　　王铮认为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，最安全的方案似乎是在2035年达到碳排放高峰。假定我国在2030年以后开始总量减排，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：第一，我国已经开始了节能减排努力以及世界上低碳技术发展加快，未来我国碳排放高峰时间可能会有所提前，中国承诺2030年实现总量减少，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减排和减排技术进步。第二，如果不存在温度下降的周期，到2035年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才开始总量减排，由于届时排放总量过大，使得我们要承担的减排率过大，增加了减排压力，经济损失变大，所以要考虑适量提前减排时间。第三，如果存在温度下降趋势，急于减排，可能加速全球变冷。全球变冷比全球变暖危害更大，16世纪到19世纪的“小冰期”危害就是例子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世界减排需要“拖一拖”。

　　王铮说，根据数学模拟，如果经济不发生危机，保持正常技术进步，我们可以达到的最大降低强度是47.3%；如果再加大碳汇建设，可以达到50.2%。问题在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，这就使得我们必须选择是否对技术进步、产业转移保持有效的投入。目前因为强调“用水泥工程”，我们实现目标的难度大了，例如最近一年我国水泥的碳排放明显增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国应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，探索低碳发展道路。在这方面，征收碳税等宏观经济手段是必要的。另外，发达国家必须向发展中国家廉价转让节能减排技术，让世界有能力实现低碳发展。